序章自由的那一天

1990年2月11日,下午四點剛過,南非開普敦郊外的維克多·韋斯特監獄,一扇鐵門打開了。走出來的是一個71歲的老人,頭髮花白,穿著深色西裝,牽著妻子的手,向人群舉起握緊的拳頭。那一刻,電視把畫面傳到全世界。對許多人來說,那是他們第一次真正看見他——不是照片裡年輕的律師,不是海報上的側影,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,從監獄裡走出來,自由了。

他叫納爾遜·曼德拉。從1962年8月5日被捕,到這一刻,他失去自由已經27年半。進去時他44歲,出來時71歲。他的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年華,全部耗在鐵窗後面。而他走出來的時候,沒有喊復仇,沒有罵他的獄卒。他說的第一句話,是關於和解。

這篇文章要講的,就是這27年,以及這27年之後的事:一個人如何被關進牢房,一個國家如何被關進一種制度,而他們又是怎麼一起走出來的。

第一章姆韋佐的孩子

1918年7月18日,曼德拉出生在南非東開普省姆韋佐村一個科薩族坦布酋長家庭,父親是酋長亨利·曼德拉,母親是諾塞凱尼。他的科薩名字是羅利赫拉赫拉,意思是「扯動樹枝的人」,也有「麻煩製造者」的意思。他上小學的第一天,老師給每個孩子取一個英文名字,他得到的名字是納爾遜——取自英國海軍將領納爾遜勳爵。

他九歲那年父親去世,攝政王瓊金塔巴把他接去王宮撫養,視如己出。在那裡,他第一次看見權力是怎麼運作的:酋長們圍坐一圈,人人都能發言,直到達成共識才散會。這種議事方式後來深深影響了他——領導不是發號施令,而是讓每個人都說完話。

1939年,他進入霍爾堡大學學院讀書,結識了後來一生的戰友奧利弗·坦博。一年後,他因為帶頭抵制學生代表會的改選而被退學,回到約翰尼斯堡,一邊在律師事務所當學徒,一邊透過南非大學函授完成文學士學位,1942年畢業。隨後他進入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讀法律,成為南非少數的黑人律師之一。1952年,他和坦博合開律師事務所,為付不起錢的黑人免費打官司,事務所門口常常排著長隊。

1943年,他加入非洲人國民大會(ANC)。第二年,他與坦博、西蘇魯等人創立非國大青年聯盟,主張更積極的抗爭。對當時的曼德拉來說,政治不是課本上的名詞,而是每天的生活:黑人不能住在白人區,不能進某些餐廳,連走路都要隨身攜帶通行證。1948年,國民黨上台,種族隔離成為國策,黑人被法律分成不同的等級,連婚姻、居住、上學都要按膚色劃分。

第二章從非暴力到武裝

曼德拉一開始相信非暴力。1952年,他參與組織反抗不公法令運動,帶領群眾和平違反種族隔離法令,因此第一次被捕。1956年,他與155名反種族隔離人士被控叛國罪,審判拖了四年半,直到1961年才全部獲判無罪。

但局勢在惡化。1960年3月21日,沙佩維爾鎮,數千名黑人聚集在警察局外抗議通行證法,警察開槍,官方紀錄69人死亡、180人受傷,其中許多人是從背後中槍。3月30日,政府宣布緊急狀態,逮捕1萬8000多人;4月8日,非國大與泛非主義者大會被宣布為非法組織。和平抗議的路,被堵死了。

曼德拉後來寫道,沙佩維爾之後他明白了一件事:一個政府如果只用暴力回答和平的要求,那麼和平的要求就再也沒有意義。1961年12月,他領導成立非國大的武裝組織「民族之矛」,主張針對政府設施進行破壞,但不攻擊平民。他說,這不是要發動戰爭,而是要讓政府明白,黑人不會永遠沉默。

1962年8月5日,他在納塔爾省被捕,11月7日被判五年徒刑,罪名是煽動罷工與非法出境。對一個44歲的人來說,五年已經很長;但他不知道,真正的審判還在後面。

曼德拉在羅本島的囚室
曼德拉在羅本島的囚室。攝影:Schavda(CC BY-SA)。

第三章審判與囚籠

1963年7月11日,警察突襲約翰尼斯堡郊外里沃尼亞一座農場,逮捕了非國大地下領導層的大部分成員,並搜出大量文件。同年10月,曼德拉與九名同案被告被控破壞與密謀推翻國家罪,里沃尼亞審判開庭。檢方要求判處死刑。

1964年4月20日,曼德拉在法庭上發表了著名的「我準備去死」演說。他說:「我珍視民主與自由社會的理想,在那樣的社會裡,所有人都能和諧共處,享有平等的機會。這是我願意為之活下去、為之奮鬥的理想;但如果有必要,那也是我準備為之獻身的理想。」這篇演說後來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法庭演說之一。

6月12日,法官宣判:曼德拉與其他七名被告終身監禁。死刑躲過了,自由卻沒有回來。他被編號為四六六/六四——第四六六號囚犯,1964年入獄。這個編號後來成為全世界最有名的囚犯編號。

此後18年,他都在開普敦外海七公里的羅本島度過。囚室只有一張草蓆、一隻水桶、一張小桌。白天,他要到石灰岩採石場做苦工,烈日下敲石頭,眼睛被石灰粉刺傷,視力受損。晚上,他以函授繼續攻讀法律,寫作自傳,讀書、種菜。囚犯們在採石場裡偷偷討論政治、互相授課,把監獄變成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——他們叫它「羅本島大學」。

1982年,他被轉到波爾斯穆爾監獄,1988年再轉到維克多·韋斯特監獄。政府幾次提出有條件釋放,要他放棄武裝鬥爭,他都拒絕了。1985年,他在聲明中說:「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談判,囚犯不能簽訂契約。」他寧可繼續坐牢,也不願意用尊嚴換自由。

第四章談判桌上

1980年代末,世界變了。南非在國際制裁下經濟窒息,國內抗爭不斷,種族隔離已經維持不下去。1989年七月,總統博塔在官邸會見曼德拉;同年12月,新總統戴克拉克也與他會面。1990年2月2日,戴克拉克在國會宣布解除對非國大等組織的禁令,釋放政治犯。九天之後,曼德拉走出監獄。

自由來了,但國家還沒有。接下來四年,是南非歷史上最危險的四年。談判桌上,非國大與國民黨政府討價還價;談判桌外,暴力衝突不斷,有人想用暗殺與屠殺阻止民主到來。1993年四月,非國大領袖克里斯·哈尼遭暗殺,全國瀕臨內戰邊緣,是曼德拉在電視上呼籲冷靜,才把國家拉回來。同年10月,他與戴克拉克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——一個是種族隔離的囚徒,一個是種族隔離的總統,一起因為結束種族隔離而獲獎。

1994年4月27日,南非舉行第一次不分種族的大選。排隊投票的人龍綿延數公里,許多人一輩子第一次投票,站上幾個小時也在所不惜。非國大贏得62.65%的選票。5月10日,曼德拉宣誓就任總統,成為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,也是第一位由全體人民選出的總統。戴克拉克擔任副總統。一個被種族隔離撕裂的國家,第一次有了共同的政府。

第五章總統與和解

當上總統之後,曼德拉做的第一件事,不是報復,而是和解。他成立民族團結政府,讓白人官員留任;他保留了舊國歌,也保留了象徵舊政權的橄欖球隊——1995年,南非主辦世界盃橄欖球賽,他穿上綠色球衣為白人為主的南非隊加油,全場高喊他的名字。那一刻,體育場裡的黑人與白人第一次一起為同一支隊伍歡呼。

1995年,他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,由大主教德斯蒙德·圖圖主持。委員會的做法在全世界都是首創:加害者只要完整說出真相,就可以獲得特赦;受害者則有機會公開講述自己的遭遇,得到國家的正式承認。委員會1998年提出最終報告。這個做法有爭議——有人認為正義被犧牲了,有人認為這是唯一能讓國家不分裂的辦法。曼德拉的選擇很清楚:他要真相,更要未來。

同樣在任期內,他推動重建與發展計畫,為貧民興建住房、接通自來水與電力;1996年12月10日,他在沙佩維爾簽署新憲法,憲法保障所有人不分種族、性別、信仰一律平等,於1997年2月4日生效。1999年6月14日,他卸任總統,只做一任,把權力交給副手姆貝基。他說,一個領袖最難的不是上台,而是下台。

他退休後沒有停下來,繼續為愛滋病防治與兒童教育奔走。2013年12月5日,他在約翰尼斯堡家中去世,享年95歲。南非為他舉行國葬,世界各國領袖齊聚約翰尼斯堡送別。他一生獲得超過250項榮譽,包括199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——但對南非人來說,他最重要的頭銜始終只有一個:馬迪巴,族人對他的暱稱,意思是「父親」。

終章自由不是禮物

曼德拉的故事常常被講成一個勵志故事:一個人坐了27年牢,出來當了總統。但這樣講,漏掉了最關鍵的部分。他坐牢的27年,世界並沒有等他;他出獄之後,國家差一點就內戰;他當總統的五年,每天都要在報復與和解之間做選擇。自由不是他出獄那天得到的禮物,而是他用一輩子談判、忍耐、妥協,一點一點談回來的東西。

他留給讀者兩個提醒。第一個是關於憤怒。憤怒是正當的,曼德拉自己也憤怒過;但憤怒如果只用來報復,就會把受害者變成下一個加害者。他選擇把憤怒變成談判桌上的籌碼,而不是街頭上的子彈。第二個是關於時間。27年聽起來像浪費,但曼德拉在牢裡學到的東西——耐心、傾聽、看清對手的恐懼——正是他出獄後最需要的本事。監獄沒有毀掉他,因為他拒絕讓監獄定義他。

羅本島的囚室今天還在,鐵門敞開著,遊客可以走進去,站在那張草蓆的位置上,看一眼窗外的大海。囚室很小,小到一個人轉身都困難。但曼德拉在那裡想明白了一件事,後來他用一句話說了出來:「沒有人天生就仇恨他人……人們必須學會仇恨,既然仇恨可以學會,愛也可以學會。」這句話不是口號,是一個人用27年驗證過的結論。

自由從來不是別人給的,也不是一次到位的。它是一個人、一個國家,每天都要重新選擇的東西。曼德拉選了27年,選到最後,連他的獄卒都開始尊敬他。這大概就是他留給世界最實用的啟示:你無法控制別人把你關進哪裡,但你可以控制自己走出來時,變成什麼樣的人。

尚無答案的問題

誠實起見,以下這件事至今沒有定論,本篇不假裝知道:

  •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「說出真相就可獲得特赦」的做法,到底是犧牲了正義,還是唯一能讓國家不分裂的辦法?這個做法有爭議,至今沒有定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