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章一隻盤子改變了醫學,卻花了十七年
在現代醫學之前,一個小傷口化膿、一場肺炎、一次產後感染,都可能奪走一條年輕的生命,外科醫生擋不住傷口裡悄悄繁殖的細菌。青黴素改變了這一切,但它的故事不是天才靈光一閃、世界從此得救的童話。它的起點是一個被遺忘在實驗室角落的培養皿,中間隔著10多年無人問津的冷清,後面站著一支在戰火中咬牙提純的牛津團隊,再後面是橫渡大西洋的合作與一整個國家的工業動員。從1928年到1945年,整整17年,一個發現要走完從現象到藥物的全部路程,需要的不只是一個人的眼睛,還需要許多人的手、許多人的耐心,以及一個願意為它付代價的時代。這篇文章要講的,正是這17年裡發生的事,以及它留給我們的提醒:科學的突破很少屬於一個人,它屬於一場接力。
第一章倫敦,一間凌亂的實驗室
1928年九月,倫敦聖瑪麗醫院的細菌學家亞歷山大·弗萊明從假期回來,走進實驗室整理桌上堆積的培養皿,其中一隻培養著葡萄球菌,被他留在恆溫箱邊,原本打算丟棄。他拿起來正要倒掉,卻停住了:培養皿的一角長出了一叢綠色的黴菌,而在黴菌周圍,葡萄球菌的菌落消失了,留下了一圈乾淨的空白,細菌彷彿被一道無形的牆擋在外面。換作別人,這隻盤子多半就進了垃圾桶,一個被污染的樣本而已,丟掉重做就是了。弗萊明沒有丟,他把盤子放回顯微鏡下,仔細看了一遍又一遍。他很快確認,這種黴菌屬於青黴菌屬,後來被鑑定為點青黴菌,而它分泌出來的某種物質能夠抑制甚至殺死葡萄球菌。他把這種物質命名為青黴素,寫成論文,在1929年六月發表於《英國實驗病理學期刊》。論文裡他記錄了青黴素對多種革蘭氏陽性菌有效,包括引起猩紅熱、肺炎、淋病、腦膜炎與白喉的細菌,而且對動物組織似乎沒有明顯的毒性。一種黴菌分泌物能有選擇地殺死細菌而不傷害人體,正是醫學尋找已久的東西。弗萊明請了好幾位化學家幫忙,想把青黴素從培養液裡提純出來,但都失敗了,這種物質太不穩定,含量又太低,稍一處理就失效。他最終只能把菌株一代代培養下去,保存在實驗室裡,等一個不知道會不會來的人。
第二章被遺忘的十年
弗萊明的論文發表之後,幾乎沒有引起什麼回響。科學界不是反對它,而是根本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。在當時的眼光裡,一種連提純都做不到的黴菌汁液算不上藥物,頂多是實驗室裡一件有趣的小玩意。1930年代磺胺類藥物的成功,更讓許多人相信合成化學才是對抗感染的正途,天然黴菌的分泌物看起來又髒又不可靠。弗萊明本人也沒有繼續窮追下去,他回到自己熟悉的細菌學研究,把青黴素擱在一邊,只是不時把菌株拿出來養一養。這10年常常被寫成一段空白,彷彿什麼都沒發生,其實它恰恰說明了一件事:一個發現的價值,不是由發現的那一刻決定的,而是由後面有沒有人願意接手、把它變成可用的東西決定的。很多偉大的觀察都死在這個關口,不是因為它們錯了,而是因為它們來得太早,早到當時的技術、資金與注意力都還接不住。青黴素沒有死,只是睡著了,在弗萊明的實驗室裡等了10多年。菌株被保存下來本身就是一種遠見,弗萊明沒有申請專利,也沒有把菌株藏起來,牛津的人找上門時,他立刻把菌株交了出去。一個發現能不能走遠,有時候取決於發現者願不願意放手。
第三章牛津,一間變成工廠的實驗室
接手的人出現在牛津大學的威廉·鄧恩病理學院。1930年代末,澳洲病理學家霍華德·弗洛里主持這間學院,他找來了德國出生的生物化學家恩斯特·錢恩,兩人決定系統地研究天然的抗菌物質。錢恩在一堆舊文獻裡翻到了弗萊明1929年的論文,覺得青黴素值得再試一次。1939年,他們組起一支小團隊,錢恩負責化學分析與提純,弗洛里負責生物實驗,諾曼·希特利負責培養與檢測,愛德華·亞伯拉罕等人也加入其中。他們面對的困難和弗萊明當年一樣:青黴素在培養液裡含量極低,性質極不穩定,提純又慢又笨重。希特利想出辦法,用控制酸鹼值、低溫與反覆萃取把青黴素一點一點濃縮出來,還設計了靈敏的檢測方法。實驗室裡很快堆滿了培養盤,研究人員像工廠工人一樣輪班,只為了湊出夠做動物實驗的一點點藥。1940年三月,錢恩先給兩隻小鼠注射了濃縮的提取物,確認它沒有明顯毒性。同年5月25日,關鍵的一天來了,團隊給八隻小鼠注射了致命劑量的溶血性鏈球菌,其中四隻接受青黴素治療,另外四隻不治療。16個半小時之後,接受治療的四隻小鼠活了下來,沒有治療的四隻全死了。同年8月24日,團隊把結果發表在《柳葉刀》上,標題直白,內容紮實。從一隻被污染的培養皿到一群被治癒的小鼠,中間隔了12年,隔著的不是運氣,而是提純技術、檢測方法與一支願意把實驗室變成工廠的團隊。
第四章第一個病人
動物實驗成功之後,下一步是人體,但人體試驗需要的不只是勇氣,還需要足夠的藥量,而藥量正是牛津團隊最缺的東西。1941年2月12日,第一個病人出現了,他是43歲的警察亞伯特·亞歷山大,在牛津的拉德克利夫醫院接受治療。關於他如何受傷,流傳最廣的說法是他在修剪玫瑰時被刺劃傷了臉,傷口感染後惡化成敗血症;但後來的調查與家屬證詞指出,他更可能是在1940年11月30日南安普敦空襲期間支援勤務時被炸傷,臉部撕裂後感染。玫瑰的故事流傳了幾十年,戰火中的傷口卻更接近真相,動人的傳說未必是事實。無論傷口從何而來,亞歷山大的病情在當時已經無藥可救,臉上與身上長滿膿瘡,連一隻眼睛都失去了。弗洛里團隊把手頭僅有的青黴素注射給他,起初的劑量只有200毫克,之後每三小時補充一次。二十四小時之內,他的病情明顯好轉,體溫下降,精神恢復,團隊第一次親眼看見青黴素在人體內發揮作用。但好景只維持了五天,藥用完了,研究人員甚至從他的尿液裡回收青黴素再注射回去,還是撐不下去,他在三月中旬去世,年僅43歲。亞歷山大的死不是青黴素無效的證明,恰恰相反,它證明了青黴素有效,只是量遠遠不夠。一個人好轉了五天又惡化,這個結果比任何論文都更有說服力:問題已經不是藥有沒有效,而是能不能生產得夠多、夠快。團隊從這次失敗裡學到的,比從成功裡學到的更多。科學的進步常常不是直線上升,而是被一次心痛的失敗推著往前走。
第五章戰爭、玉米與一顆爛哈密瓜
英國在戰時根本沒有能力大規模生產青黴素,工廠要應付轟炸,原料與人力都捉襟見肘。1941年,弗洛里與希特利帶著菌株飛往美國,尋求工業化的出路。他們先後接觸洛克菲勒研究院、美國農業部與幾家大藥廠,最後在伊利諾州皮奧里亞的農業部北方研究實驗室找到了突破口。那裡的研究人員發現,用玉米加工的副產品玉米漿培養青黴菌,產量可以大幅提升,原先每毫升只有四單位的產量,提高到了四十單位,足足10倍。接著又出現了一個近乎傳奇的插曲,一位研究人員從皮奧里亞市場帶回一顆發霉的哈密瓜,上面的青黴菌株比弗萊明的原始菌株產量高得多,成為後來工業化生產的親本菌株。從實驗室的小盤子到深槽發酵罐,從英國的牛津到美國的中西部,青黴素的生產一步步從手工走向工業。1942年3月14日,美國康乃狄克州的安妮·米勒因鏈球菌敗血症垂危,成為美國第一位被青黴素治癒的病人,她的劑量據說用掉了當時全美國將近一半的青黴素存量。1944年6月6日,盟軍登陸諾曼第,隨軍攜帶的青黴素據記載已備妥二百三十萬劑,傷口感染這個戰場上歷來的殺手,第一次被大規模壓制下來。同一時期,輝瑞等藥廠把發酵罐越做越大,青黴素從稀缺的實驗室產物變成了可以成批供應的藥物。戰爭是殘酷的,但它也以一種不容拖延的方式,把一個醫學發現逼成了工業現實。沒有戰爭的急迫,量產也許還要再等10年;但也正因為戰爭,青黴素最先到達的,是戰場而不是每一個普通人的藥櫃。
終章接力才是發現的真相
1945年,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了弗萊明、弗洛里與錢恩三人,表彰青黴素的發現及其治療效果。希特利沒有獲獎,但沒有人能否認他的提純與檢測工作是整個故事裡不可或缺的一環。這個獎項的分法本身就說明了青黴素的真相:它從來不是一個人的功勞,而是一場接力。弗萊明看見了現象,弗洛里與錢恩把它變成藥物,希特利與亞伯拉罕讓它可以被測量與提純,皮奧里亞的研究人員與美國藥廠讓它可以被大量生產,亞歷山大與米勒則以自己的身體證明了它在人體內真的有效。把其中任何一棒拿掉,故事都會斷在半路。我們習慣把科學寫成天才的傳記,喜歡一個名字、一張照片、一個靈光乍現的瞬間,但青黴素提醒我們,真正改變世界的,往往是那些名字沒有出現在獎牌上的人,是那些在實驗室裡輪班培養黴菌、在戰火中回收藥物、在市場上撿回一顆爛哈密瓜的人。對今天的讀者來說,這個故事有兩層啟發。第一層是關於觀察:弗萊明之所以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,不是因為他特別幸運,而是因為他懂得細菌,知道一圈空白意味著什麼,幸運只會眷顧有準備的眼睛。第二層是關於放手與接手:一個發現要活下去,發現者要願意交出菌株,接手者要願意承認前人的工作,而整個社會要願意為還沒有回報的研究付代價。青黴素從一隻被遺忘的培養皿走到諾曼第的海灘,花了17年,這17年裡沒有一步是多餘的。今天我們面對的許多難題,從新的傳染病到抗藥性細菌,同樣需要這樣的接力。問題不在於我們缺不缺天才,而在於我們有沒有耐心,讓一個小小的、看起來微不足道的觀察,被一棒一棒地傳下去,直到它變成能救人的東西。
尚無答案的問題
誠實起見,以下兩件事至今沒有定論,本篇不假裝知道:
- 第一位病人亞伯特·亞歷山大到底是怎麼受傷的?流傳最廣的說法是修剪玫瑰時被刺劃傷臉,但後來的調查與家屬證詞指出,他更可能是在1940年11月30日南安普敦空襲期間支援勤務時被炸傷;動人的傳說未必是事實。
- 安妮·米勒的劑量真的用掉了全美國將近一半的青黴素存量嗎?內文只說「據說」,這個數字至今未經核實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