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章一張佈告,38 年
1987 年 7 月 15 日凌晨 0 時,台灣的戒嚴令解除了。那一紙佈告貼出來的時候,島上很多人已經不記得,沒有戒嚴的日子是什麼樣子。戒嚴從 1949 年 5 月 20 日開始,算到這一天,整整 38 年 56 天,13,935 天——一個人的一生,可以在裡面出生、長大、結婚、生子、變老。有人說,台灣的民主化是從這一天開始的。這句話只對了一半。解嚴是一道門被推開,但走過那道門、把選票一張一張投進票匭裡,還要再花 9 年。
這本書要講的,就是那 9 年,以及再往後 4 年的故事。1987 年到 2000 年,13 年的時間裡,一個社會把「誰來統治我們」這個問題,從一個人的決定,變成每一個人的決定。這中間沒有革命,沒有流血政變,沒有外國軍隊登陸。有的是一場沒有人取締的組黨、一群坐在廣場上的學生、一部被一條一條修掉的憲法,和幾次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的投票。
民主化很少是這樣發生的。多數國家的民主,是革命換來的,或者是戰敗換來的,或者是強人死後權力真空裡長出來的。台灣的路不太一樣:它是在一個威權體制還活著、還掌握軍隊與警察的時候,一步一步把自己改掉的。這條路走得慢,也走得險。但也正因為如此,它留下了一些值得細看的東西——關於一個社會如何在不推翻一切的前提下,換掉一切。
第一章最長的戒嚴
先把時間拉回 1949 年。那一年,國民政府在內戰中失利,撤退到台灣。5 月 19 日,台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《臺灣省戒嚴令》,隔天 5 月 20 日零時起,全島實施戒嚴。戒嚴的理由是戰爭狀態:對岸的軍隊還在,島內要防滲透、防顛覆。這個理由,一用就是 38 年。
戒嚴不只是一紙命令,它是一整套統治方式。集會、結社、辦報、出版,都要事先核准;言論有禁區,軍法可以審判平民。更關鍵的是,1948 年 5 月 10 日施行的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,把憲法凍結了起來:總統可以連選連任,不受兩任限制;中央民意代表——1947 年在大陸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、立法委員、監察委員——因為「無法改選」,一當就是幾十年,人稱「萬年國會」。憲法還在,但憲法裡寫的選舉、任期、權力分立,很多都停擺了。
當然,島上不是沒有反抗。1979 年 12 月 10 日,高雄爆發美麗島事件,黨外人士被捕入獄。但反抗是一回事,制度是另一回事。戒嚴時期的台灣,經濟起飛了,社會富裕了,中產階級長大了——可政治的大門,依然只開了一條縫。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,黨外運動在選舉中一次次拿下席次,街頭的聲音越來越大。問題不再是「要不要民主」,而是「什麼時候、用什麼方法」。
改變的契機,來自體制內部。1980 年代中期,總統蔣經國的健康惡化,他開始思考接班與身後事。1986 年 10 月 7 日,他接受美國《華盛頓郵報》發行人葛蘭姆的專訪,公開表示台灣將解除戒嚴、開放組黨。這是第一次,最高統治者親口說出改革的時間表。
第二章先行一步的反對黨
其實,在蔣經國開口之前,已經有人先走了一步。1986 年 9 月 28 日,132 名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大飯店開會,席間突然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——台灣第一個反對黨。當時組黨是非法的,現場沒有人知道會不會有人來抓人。結果蔣經國沒有鎮壓,他說了一句「時代在變,潮流在變,環境也在變」,默許了民進黨的存在。一個非法的黨,就這樣合法地活了下來。
1987 年 7 月 14 日,蔣經國頒布總統令,隔天 7 月 15 日零時起,台灣地區解除戒嚴,同時施行《國家安全法》作為配套。38 年 56 天的戒嚴,結束了。同年 11 月 2 日,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,兩岸隔絕了將近 40 年的家庭,終於可以見面。1988 年元旦,報禁解除,報紙不再有張數與家數的限制。1989 年 1 月,《人民團體法》修正,政黨結社正式合法,民進黨拿到了合法的身分。
但解嚴並不等於民主。戒嚴令解除了,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還在,萬年國會還在,總統還是國民大會選出來的,人民還是不能直接選自己的總統。解嚴只是把門推開,門後面的房子,還要一間一間改。
1988 年 1 月 13 日下午 3 時 55 分,蔣經國在七海官邸病逝,享壽 78 歲。當晚 8 時 8 分,副總統李登輝宣誓繼任總統,成為第一位台灣出生的總統。蔣家父子統治台灣 43 年的時代,就此告終。接下來會發生什麼,沒有人知道答案——連李登輝自己,恐怕也不知道。
第三章廣場上的 7 天 6 夜
1990 年 3 月,國民大會要選總統了。第一屆國大代表——1947 年選出的那批人——已經在位 43 年,他們要選出下一任總統,還傳出有人想修憲擴權、延長自己的任期。3 月 16 日,十幾名台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抗議,人數很快滾到近 6,000 人,來自全台各地的大學生,在廣場上坐了 7 天 6 夜。
他們提出 4 項訴求:解散國民大會、廢除臨時條款、召開國是會議、訂出政經改革時間表。訴求寫得冷靜,態度也冷靜:不喊打倒誰,只要求體制照自己寫的規則走。3 月 19 日,野百合的名字被提出來——台灣特有的野百合,象徵純潔與堅韌——運動從此有了名字。
關鍵的一天是 3 月 21 日。總統李登輝沒有派鎮暴警察,而是接見了學生代表,承諾召開國是會議。隔天,學生宣布結束靜坐。一個威權體制的總統,選擇了對話而不是鎮壓;一群 20 歲出頭的學生,選擇了相信承諾而不是繼續對抗。這兩件事同時發生,台灣的民主化才真正開始加速。

國是會議在 1990 年 6 月底於圓山大飯店舉行,7 月 4 日閉幕,141 名代表分組討論,達成了資深民代退職、總統與省市長直選等共識。同一年 6 月 21 日,司法院大法官作出釋字第 261 號解釋: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應於 1991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退職。1991 年 4 月 22 日,國民大會三讀通過廢止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;4 月 30 日,李登輝公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,5 月 1 日起生效——施行了 43 年的臨時條款,正式走入歷史。1991 年 12 月 31 日,資深中央民意代表全體退職,萬年國會結束。同一年 12 月,第二屆國民大會全面改選;1992 年 12 月 19 日,第二屆立法院全面改選,161 個席次全部由台灣選民選出,國民黨拿下約 53% 的選票,民進黨首度突破 50 席。台灣第一次,擁有了一部全部由自己選出來的國會。
第四章練習投票
國會改選之後,下一步是行政首長。1992 年 5 月的修憲,把省市長直選寫進憲法;1994 年 12 月 3 日,台灣第一次同時選出省長與兩個直轄市市長:宋楚瑜當選省長,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,吳敦義當選高雄市長。一個島上的一級行政首長,第一次全部由選票決定。
只剩下最後一關:總統。1994 年 7 月 28 日,國民大會修憲,總統直選入憲,任期改為 4 年。1996 年 3 月 23 日,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——也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次,人民直接選出自己的國家元首。
那次選舉的氣氛,至今仍讓許多人記得。投票前夕,對岸在台灣外海試射飛彈,戰爭的陰影壓在投票日上空。有人擔心投票率會崩盤,有人擔心選舉會被迫延期。結果恰恰相反:1,088 萬人走進投票所,投票率高達 76.04%。李登輝與連戰拿下 5,813,699 票,得票率 54.00%;彭明敏與謝長廷 2,274,586 票,21.13%;林洋港與郝柏村 1,603,790 票,14.90%;陳履安與王清峰 1,074,044 票,9.98%。飛彈沒有嚇退選民,反而讓選票變成了一種回答。
從 1987 年解嚴到 1996 年直選,9 年。一個社會用 9 年,走完了從「不能組黨」到「直接選總統」的路。別的國家走這段路,往往要花幾十年,或者要付出一場革命的代價。
第五章那一夜之後
直選完成了,民主化就完成了嗎?還差最後一塊拼圖:政黨輪替。一個民主制度如果永遠由同一個黨執政,選舉就只是一種儀式。真正的考驗,是執政黨輸了之後,會不會交出權力。
2000 年 3 月 18 日,第二次總統直選。國民黨分裂成兩組人馬,民進黨的陳水扁與呂秀蓮以 4,977,697 票、39.30% 的得票率當選;宋楚瑜 36.84%,連戰 23.10%。投票率高達 82.69%,是歷屆總統選舉的最高紀錄。開票那一夜,台北街頭擠滿了人。政權和平轉移——執政 55 年的國民黨,把總統府的鑰匙交給了在野黨。
39.30%,不到 4 成的得票率。這是一個值得記住的數字:它意味著新總統上任的第一天,就有超過 6 成的選民沒有投給他。民主不是「多數人永遠是對的」,而是「少數人也有下一次機會」。2000 年的那一夜,台灣證明了兩件事:選民可以換掉執政黨,而被換掉的執政黨,可以活下來,等待下一次選舉。
終章民主是一件每天做的事
回頭看 1987 年到 2000 年這 13 年,台灣的民主化有一個很特別的形狀:它不是一場革命,而是一連串的修補。憲法增修條文一修再修,國會換了一批人,總統換了選法,政黨換了執政者。每一次修補都不徹底,每一次都留下新的問題——黑金、省籍、統獨、媒體亂象。但每一次修補,也都讓下一步變得可能。
很多人問,台灣的民主化為什麼沒有流血?答案或許不在某一個人的英明,而在於每一個關鍵時刻,都有人選擇了「讓一步」:蔣經國沒有鎮壓組黨,李登輝沒有鎮壓學生,國民大會的資深代表接受了退職,輸掉選舉的政黨接受了結果。讓步不是軟弱,讓步是一種計算——計算暴力與對話哪一個成本更高。1987 年之後的台灣,越來越多的人算出了同一個答案。
民主化最難的部分,從來不是第一次投票,而是投票之後的每一天。選舉可以一天完成,民主卻要每天練習:看新聞、查證據、參加討論、監督當選的人,並且在下一次選舉時,記得上一次發生了什麼。1987 年 7 月 15 日凌晨,那張解除戒嚴的佈告,只是一張紙。真正讓它生效的,是之後 13 年裡,每一個走進投票所的人,和每一個在廣場上坐下來的人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