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章沙漠裡的一扇門

敦煌在地圖上只是一個點,在歷史上卻是一座十字路口。河西走廊西端,往西是塔克拉瑪干,往東是長安,往南是青藏高原,往北是草原。商隊、僧侶、使節、逃難的人,都在這裡停下來,留下一句話,或者留下一整部經。莫高窟就是這樣一點一點鑿出來的,是1000年間無數普通人把信仰、恐懼與希望刻進石壁的結果。而在石窟群的最深處,還藏著一間更小的石室,塞滿寫本、畫像與帳冊,像一座被時間遺忘的圖書館。它的門被磚砌起來,又被沙掩埋,靜靜等了將近900年,直到一個道士清理積沙時敲開了那面牆。

這篇文章要講的,就是那扇門背後的故事:一個圖書館如何形成,如何被封存,如何在最不該被發現的年代被發現,又如何被帶走、被研究,最終成為一門學問。它也是一個關於記憶的故事——一個文明把自己寫下來,藏起來,差一點就永遠失去,最後卻以另一種方式回來。

第一章千佛洞是怎樣鑿出來的

傳說裡,莫高窟的起點是一個幻象。前秦建元二年,也就是366年,僧人樂尊行至鳴沙山下,暮色中見對岸三危山金光閃爍,彷彿千佛顯現。他受到觸動,在宕泉河西岸的崖壁上鑿出第一個洞窟,用以修行打坐。傳說未必是事實,年代卻大致可信:4世紀中葉,佛教沿絲路東傳,敦煌正是它進入中原前的最後一站,也是第一站。僧人在這裡譯經、講經、抄經,商人在這裡佈施、還願、祈求平安,洞窟便一個接一個出現。

此後1000年,莫高窟歷經十六國、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、西夏、元,營建從未真正中斷。至今仍存735個洞窟,其中約492個有壁畫或彩塑,壁畫總面積4萬5000平方公尺,彩塑二千四百餘身。供養人畫像裡有吐蕃使者、回鶻王子、漢人節度使與他們的妻女,壁畫上有樂隊、舞伎、農夫、商隊與天宮。這些洞窟既是佛殿,也是家族的紀念館、商隊的祈願所、僧團的學校。

敦煌之所以能成為這樣的所在,與地理脫不開關係。它是絲路的咽喉,也是多種文明的交會點。漢文、藏文、梵文、粟特文、回鶻文、于闐文、吐火羅文,後來都在這裡留下文字。佛教從印度來,祆教與摩尼教從波斯來,景教從敘利亞一帶來,儒家與道教從中原來。它們不是在書本裡相遇,而是在同一條街上、同一座寺裡、同一張契約上相遇。莫高窟的壁畫因此不只屬於佛教美術史,也屬於整部中古世界史。

第二章第十七窟:一座紀念堂變成倉庫

藏經洞在今天的編號是第十七窟,位於第十六窟甬道的北壁之內,是一間長寬各約2.6公尺、高約三公尺的小方室。它最初並不是為了藏經而建,而是晚唐高僧洪辯的影堂,也就是紀念他的場所。洪辯是9世紀敦煌佛教界的領袖,848年張議潮率眾驅逐吐蕃、收復河西之後,洪辯約在851年前後被朝廷封為河西都僧統,掌管整個河西走廊的佛教事務。第十七窟便是他為自己身後所預備的紀念堂,窟內原有他真人大小的塑像,後壁繪有菩提樹與侍者,兩側是弟子與供養人的畫像。

可是這間紀念堂很快就有了第二種用途:放東西。僧人們把寫壞的經卷、讀舊的典籍、用過的文書、殘破的畫幡,一批一批放進這間小室。藏經洞裡的文書,時間跨度從4世紀到11世紀,佛經佔了大約九成,其餘是道經、儒家經典、史籍、醫書、曆本、契約、帳冊、信札、詩賦與俗文學,乃至練字紙與個人用品。它們不是某一天一次性打包放進去的,而是在100多年裡不斷累積而成。最晚的一件有明確紀年的文書寫於北宋咸平五年,即1002年。

那麼,它是什麼時候、為什麼被封起來的?至今沒有定論。一種說法是為了躲避戰亂:11世紀初,喀喇汗王朝在1006年前後滅掉佛教國家于闐,西夏也自10世紀末向西擴張,並於1036年佔領敦煌,僧人擔心經卷遭劫,便砌牆封洞,偽裝成一面普通的牆壁。另一種說法認為,藏經洞本就是存放廢舊經卷與法物的所在,裝滿之後自然封存。還有人指出,洞內文書經過整理,洞口也有封泥與彩繪掩飾,未必是倉促之舉。封閉的原因也許永遠無法確證。

敦煌寫本上的佛說法圖,佛陀居中,弟子與供養人環列
敦煌寫本上的佛說法圖:佛陀居中,弟子、菩薩與供養人環列——藏經洞裡的文書,約九成是這樣的佛經。

第三章一九〇〇年:門被打開,然後被帶走

1900年6月22日,也就是清光緒26年5月26日,住在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第十六窟甬道的積沙時,發現北側壁上有裂痕,剝開一看,竟是一扇磚砌的小門。門後就是第十七窟,室內堆滿了用白布包裹的一包包寫本與印本,約5萬件,涵蓋十六國到北宋700年間的文獻與文物。王圓籙並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價值,他先後向敦煌縣令等人報告,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。當時的中國正值義和團運動爆發、八國聯軍入侵,朝廷自顧不暇,地方官員也無力處置。

消息傳開之後,最先趕來的是外國探險隊。1907年,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來到敦煌,從王圓籙手中取得經卷、絹畫與絲織品共二十九箱,內有七千多份古寫本與刻本卷子。他在1914年再度來到敦煌,又帶走五百七十餘卷完整的漢文寫本。1908年,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莫高窟,在藏經洞中秉燭精選三週,以白銀五百兩換得六千餘件寫本精品與200多幅紙絹畫。此後日本、俄國、美國的探險隊也紛至沓來。1907年至1925年之間,外國探險隊帶走的藏經洞文物約3萬5000件,約佔全部的2/3。

1910年,清政府終於下令將劫餘經卷運往北京,起運時清點尚有九千餘卷,運抵京師圖書館時只剩八千餘卷。今日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一萬三千餘件,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一萬餘件,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五千七百餘件,中國國家圖書館則是國內收藏最多者。這批文獻的精華,大多不在發現它的土地上。

我們該如何看待王圓籙?後世對他毀譽參半,有人稱他為守護者,有人斥他為罪人。但把一場跨越帝國衰落與殖民擴張的劫難,全部歸咎於一個不識字的道士,並不公平。他確實販賣了經卷,也曾多次上報官府,只是無人理會。真正的問題不在一個人,而在一個時代:一個文明的寶庫被發現時,守護它的制度、學識與國家力量都不在場。斯坦因與伯希和背後是帝國的考古機構、大學與博物館,王圓籙背後,什麼也沒有。

藏經洞裡最著名的一件文物,是印於868年的《金剛經》,現藏於大英圖書館。它的題記寫明,由王玠為父母敬造、普為發放,印於咸通九年4月15日。這是現存最早的有明確紀年的印刷品,比古騰堡聖經早了將近600年。它由七張紙黏成長卷,前有佛陀說法的版畫,至今仍是世界印刷史上的里程碑。

第四章從劫難到學問:敦煌學的誕生

藏經洞的流散是一場浩劫,卻也意外推動了一門學問的誕生。1909年,伯希和將攜帶的部分敦煌遺書展示給羅振玉等人,中國學者這才驚覺敦煌出了至寶。同年,羅振玉發表《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》與《莫高窟石室秘錄》,開始有系統地整理與研究敦煌文獻,王國維等人隨後刊行《敦煌石室遺書》,為敦煌學奠立根基。此後數十年,羅振玉、王國維、陳垣、向達、王重民等學者,一面整理國內劫餘文獻,一面遠赴英法抄錄拍照,把被帶走的經卷一點一點接回來。

1930年,陳寅恪在為陳垣所編《敦煌劫餘錄》所作的序中,提出了敦煌學的概念。他寫道,一時代之學術,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,取用此材料,以研究問題,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潮流;敦煌學者,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。關於敦煌學一詞的最早使用,學界另有討論,有學者指出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早在1925年就曾使用過這一說法。但無論誰先說出這個詞,陳寅恪的序言確實為這門學問定下了方向。

敦煌遺書的價值,正在於它的龐雜與日常。佛經之外,它保存了大量世俗文書:土地買賣契約、離婚書、借貸帳目、社邑文契、星占曆法、醫方藥書、蒙書識字課本、變文與俗曲。透過這些文書,學者得以重建中古中國的社會經濟、法律制度與民間信仰,甚至重建絲路上各民族的語言與交往。敦煌遺書也因此與殷墟甲骨、居延漢簡、明清內閣大庫檔案並稱為20世紀初中國古文獻的四大發現。陳寅恪在序中曾引用當時流行的說法,稱敦煌是吾國學術之傷心史;但他隨即以實證反駁,證明國內所藏的八千餘軸同樣價值重大。

第五章守護者的接力

藏經洞被發現之後,莫高窟又經歷了數十年的無人管理。直到1944年,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常書鴻任首任所長之下成立,莫高窟收歸國有,結束了將近400年無人管理的歷史。1984年,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;1987年,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,成為中國第一批世界遺產之一。此後樊錦詩、段文傑等幾代學者與文物工作者接力守護,在風沙中做壁畫修復、環境監測與數位化工作。

數位化是這個故事最新的轉折。自上世紀90年代起,敦煌研究院引進數位技術,2006年與大英圖書館的國際敦煌項目正式建立合作,推動藏經洞文物的全球數位共享。2016年,敦煌研究院首次向全球發布30個經典洞窟的高清數位內容與全景漫遊。散落在倫敦、巴黎、聖彼得堡與北京的寫本,如今可以在同一個螢幕上並排比對。圖書館以另一種形式重新團聚了,雖然它的書架在雲端,而不在敦煌的石壁之內。

終章把自己寫下來,是一件多麼勇敢的事

藏經洞的故事,最動人的地方不在寶藏,而在藏寶的人。他們沒有想過要留名青史,只是把重要的東西寫下來、收起來,以為後人會需要。結果他們是對的,只是等了900年。我們今天讀到的每一份文書,都是一次跨越時空的託付:寫信的人不知道收信的人是誰,抄經的人不知道讀經的人在何方,立契約的人不知道1000年後會有人研究他的買賣。但他們還是寫了。

對讀者而言,敦煌留下兩個啟示,彼此相連。文明的記憶不在宮殿裡,而在日常裡。一座圖書館的價值,不在於它藏了多少聖典,而在於它連帳冊、家書與練字紙都一起留了下來。我們若只記得帝王與戰爭,就會錯過歷史的大部分。而守護記憶需要制度,而不只是善意。王圓籙的悲劇在於他一個人面對一整個時代的真空;常書鴻與樊錦詩的功績在於他們把守護變成機構、變成學問、變成可以傳承的工作。

敦煌藏經洞最終告訴我們:一個文明最堅韌的時刻,不是它征服世界的時候,而是它把自己寫下來、藏起來,並且相信未來有人會來讀的時候。門被打開了,書被帶走了,學問卻留了下來。而我們,仍在讀。

尚無答案的問題

誠實起見,以下三件事至今沒有定論,本篇不假裝知道:

  • 藏經洞是什麼時候、為什麼被封起來的?內文所列的三種說法——躲避戰亂、裝滿後自然封存、經整理後有意封藏——至今沒有定論,封閉的原因也許永遠無法確證。
  • 「敦煌學」一詞最早是誰用的?陳寅恪在1930年的序中為這門學問定下方向,但學界另有討論,有學者指出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早在1925年就曾使用過這一說法。
  • 莫高窟起源的傳說是否為真?僧人樂尊見三危山金光閃爍、彷彿千佛顯現的故事,傳說未必是事實,只有年代大致可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