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章一座塔樓裡的提問

法國西南部,波爾多以東不遠,有一座不起眼的城堡。城堡的塔樓三層,一層是禮拜堂,二層是臥室,三層是一間圓形的書房。書房的樑上刻滿了希臘與羅馬先賢的話,像一圈沉默的陪審團,圍著一個人,看他如何為自己辯護。那個人叫米歇爾・德・蒙田,生於1533年,死於1592年。他在38歲那年辭去公職,回到這座塔樓,說要把餘生交給閱讀與沉思。沒有人料到,他在這裡寫下的東西,會改寫散文的命運,也改寫我們認識自己的方式。

蒙田之前,歐洲的書寫大多有一個明確的對象:上帝、君王、古代的權威、某種放之四海皆準的道理。作者站在高處說話,彷彿自己只是真理的傳聲筒。蒙田把這套秩序倒了過來。他在書的開頭就坦白,讀者,我自己就是這本書的材料。如果你想知道人是什麼樣子,與其去翻那些宏大的體系,不如先仔細看一個具體的人,看他怎麼生病、怎麼害怕、怎麼愛、怎麼在一個下午改變主意。這個具體的人,就是他自己。他留下的書叫《隨筆集》,法文原名 Essais,意思是嘗試、試驗。書名本身就是方法:每一篇都是一次嘗試,不保證答案,不承諾結論。

從花園看蒙田城堡的圓塔
從花園看蒙田的圓塔:他的圖書館就在塔的上層,窗外是葡萄園與自己的領地。

第一章塔樓之前:一個被拉丁文養大的人

蒙田出生在佩里戈爾地區的蒙田城堡,家境富裕,父親是地方上的望族。他的童年有一點奇特:父親請了一位不懂法語的德國人來教他,於是拉丁文成了他最早熟悉的語言,法語反而是後來才學會的。一個先用拉丁文思考的孩子,長大後對語言本身會有一種天然的距離感:他知道話語可以換一種說法,意思也會跟著移動。

青年時代的蒙田並沒有立刻成為作家。他先後在佩里格與波爾多的法院任職,1557年起進入波爾多高等法院,在那裡度過了10多年的公職生涯。1565年,他與弗朗索瓦絲・德・拉沙賽涅結婚;1568年,父親去世,他繼承了家業與蒙田這個姓氏。1571年,38歲的他辭去公職,回到城堡,在塔樓的牆上刻下一段拉丁文銘文,大意是:他早已厭倦了法庭與公職的奴役,要在智慧女神的懷抱裡,在平安與安寧中度過餘生。塔樓的意義並不在於隔絕世界,而在於給自己一個可以回來的地方。

第二章退隱不是逃走,是換一種在場

1572年,蒙田開始寫作。最早的篇章很短,多半是讀書札記,夾雜著古代軼事與零星感想。他的寫法不像當時的學者:不分章節論證,不堆砌體系,不急著下判斷。他更像一個人在散步,走到哪裡,想到哪裡。這種散漫不是沒有紀律,而是一種更深的紀律:不讓現成的結論代替真實的經驗。

《隨筆集》第一、二卷在1580年於波爾多出版,共90多章。出版之後,蒙田反而出發去旅行。他為腎結石所苦,遠赴瑞士與義大利尋求治療,在羅馬謁見教皇,途中得知自己當選波爾多市長。回國後,他擔任市長直到1585年,其間正值宗教戰爭與瘟疫蔓延。這段經歷戳破了一個浪漫的誤解:蒙田不是躲在象牙塔裡的隱士。他的退隱不是逃走,而是一種有進有退的節奏。進到世界裡去,承擔責任、談判、調解;退回塔樓裡來,消化、懷疑、重寫。1588年,第三卷在巴黎出版,全書至此共107章,卷一57章,卷二37章,卷33章。此後蒙田仍不斷增補修改,直到去世前還在病榻上修訂。他的遺稿由友人與義女整理,於1595年在巴黎出版,成為後世流傳的定本。

第三章我研究我自己

蒙田最著名的一句話,寫在《隨筆集》的開頭:我自己就是這本書的材料。另一句話更進一步:我研究自己甚於研究其他科目,這是我的玄學,這是我的物理學。把這兩句話放在一起讀,就能看見他的方法的全貌。玄學與物理學在當時是研究宇宙與自然的學問,蒙田把它們搬進了內心。他是說,宇宙很大,自然很深,但最靠近我、最可以仔細觀察的,卻是我自己。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恐懼、慾望與偏見都看不清楚,談論宇宙又有什麼把握?

他的方法有三個動作。第一是觀察,而且是近距離的觀察。他寫自己的身體:腎結石發作時的疼痛,睡眠的深淺,對冷熱與食物的偏好。他寫自己的情緒:為什麼會突然發怒,為什麼昨天深信不疑的道理今天看起來可疑。他相信,人格不是由抽象的原則組成的,而是由這些具體的反應組成的。第二是試驗。Essai 這個字本身就是試驗的意思。蒙田不是先有一個理論,再找例子來證明,而是先把自己放進一個問題裡,看看會發生什麼。這種試驗沒有實驗室,只有一張書桌與一顆誠實的心,但它要求寫作者不許作弊,不許用漂亮話掩蓋自己其實不知道。第三是容許矛盾。蒙田的書裡充滿了自我修正:前一章說的,後一章可能推翻。因為人本來就是矛盾的,今天的我與10年前的我不是同一個人。一個誠實的記錄者,應該記錄這種變化,而不是把它修飾成一條直線。原來一個人可以不必假裝一致,也可以活得完整。

第四章我知道什麼?懷疑作為一種溫柔

蒙田的書房樑上有一句話,後來成了他的標誌:我知道什麼?法文是 Que sçay-je?這句話經常被誤解為一種消極的懷疑,彷彿他什麼都不相信,什麼都不在乎。恰恰相反,這句話是他一生最溫柔的提問。它不是用來摧毀一切,而是用來鬆開那些抓得太緊的手。一個人如果確信自己什麼都知道,就聽不見別人說話,也看不見自己的盲點。蒙田的懷疑,是為了讓耳朵重新打開。

這種懷疑最集中地表現在《隨筆集》第二卷最長的一章〈為雷蒙・塞邦辯護〉裡。那是一篇為一位神學家辯護的文章,卻寫成了一場對人類理性的徹底盤問:我們的感官可靠嗎?我們的語言能抓住真實嗎?我們憑什麼認為自己的習俗就是自然的秩序?蒙田不是要證明人類一無所知,而是要指出,我們所謂的知識,很多時候只是習慣與驕傲的混合物。承認這一點,並不會讓人變得軟弱,反而會讓人變得謹慎。一個知道自己可能犯錯的人,比較不容易用真理的名義去傷害別人。這種謹慎,在蒙田生活的時代尤其珍貴。16世紀的法國正處於宗教戰爭的撕裂之中,暴力以信仰的名義橫行。蒙田身處其中,擔任市長,居間調解,卻始終不願意用一種狂熱去取代另一種狂熱。一個社會如果失去了懷疑的能力,就只剩下互相喊叫。蒙田對死亡的思考也是這種懷疑的延伸:學會死亡,就是學會不再把生命浪費在焦慮裡。如果能夠承認生命有限,反而能更專注地活在眼前:好好吃一頓飯,認真讀一本書,誠懇地與一個朋友說話。

第五章因為是他,因為是我

如果說《隨筆集》有一篇最動人的文章,許多讀者會指向卷一第28章〈論友誼〉。這篇文章寫的是蒙田與艾蒂安・德・拉波哀西的友誼。拉波哀西比蒙田大三歲,是一位年輕的貴族與作家,18歲就寫下了《論自願奴役》,兩人在波爾多高等法院相識,一見如故。可是這段友誼只維持了四年,1563年,拉波哀西在一場瘟疫中染病去世,年僅30多歲。蒙田陪伴他直到臨終,親眼看著朋友死去。此後他常常說,現在的自己只剩下一半,另一半已經跟著朋友走了。

蒙田試著解釋自己為什麼如此愛這位朋友,最後寫下了一句話,成為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友誼告白:如果有人逼問我為什麼愛他,我覺得這無從表達,只能回答:因為是他,因為是我。除此之外別無答案。這句話的動人之處,在於它放棄了解釋。友誼的理由通常可以列舉:志趣相投、互相幫助、患難與共。蒙田卻說,這些理由加起來都不等於友誼本身。真正的友誼不是一筆交易,而是一種無法拆解的相遇:這個人在這裡,我在這裡,兩個人恰好認出了彼此。這種認出沒有道理可講,卻比任何道理都堅固。這篇文章也揭示了蒙田寫作的一個秘密:他寫自己,從來不是只寫自己。寫自己的身體,是為了寫所有人的身體;寫自己的恐懼,是為了寫所有人的恐懼;寫自己的友誼,是為了寫友誼本身的形狀。讀者打開這本書,就接過了拉波哀西的位置,成為蒙田新的對話者。這也是為什麼400多年後,我們讀蒙田仍然覺得他像一個活人:他不是在對我們說教,他是在對我們說話,等我們回答。

終章現代自我的第一位作者

蒙田去世以後,他的書並沒有被遺忘,反而越傳越遠。英國的培根深受他影響,寫下了自己的散文集;莎士比亞的作品裡也能看見蒙田思想的回聲;此後的盧梭、尼采、愛默生、伍爾夫等人,或讚美他,或與他爭辯,卻沒有人能繞過他。蒙田開創的不只是一種文體,而是一種看待人的方式:在他之前,自我是一個需要被教義馴服的東西;在他之後,自我成了一個值得被認真觀察、誠實記錄的對象。

但蒙田留給我們最寶貴的東西,也許不是文學史上的地位,而是一種可以帶回日常生活的練習:每天留一點時間,問自己一個小問題。今天我為什麼生氣?這件事我真的懂嗎?如果換一個角度看,我還會堅持原來的判斷嗎?不需要寫成文章,只需要誠實地回答。蒙田用20年證明,一個人如果願意這樣問自己,就不會輕易被流行意見帶走,也不會輕易被自己的偏見困住。他會慢慢長出一種能力:在不確定的世界裡,保持清醒而不變得刻薄;在承認無知的同時,仍然熱愛生活。回到那座塔樓,一個38歲的男人坐在那裡,決定不再急著成為別人期待的樣子,而是先搞清楚自己是誰。這個決定看起來很小,卻改變了文學的走向。因為從那一刻起,寫作不再只是向外證明什麼,也可以是向內探問什麼。我們每一個人,在某個時刻,都會問同一個問題:我能不能誠實地面對自己?蒙田的回答寫在400多年前的書頁裡,至今仍然有效:可以的,只要你願意開始嘗試。嘗試,就是他的書名,也是他留給我們的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