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章兩種味道
1860 年以前,台灣是清帝國邊緣的一座島,山多、港小,世界地圖上幾乎找不到它的名字。改變它的不是一場戰爭,也不是一位君王,而是兩種味道:一杯茶的香氣,和一塊樟腦的氣味。前者從北台灣的丘陵來,後者從中部深山來;它們先後搭上外國商船,去了紐約、倫敦與橫濱,於是一座島第一次用自己的物產,在世界貿易裡有了名字。
這篇筆記要講的,就是 1860 年開港之後的 30 多年:茶與樟腦如何變成全球商品,大稻埕的茶商與山裡的樟腦工人如何被捲進同一張世界貿易網,以及一場為樟腦打的炮戰,如何改寫了一座島的命運。
第一章開港
故事從一紙條約開始。第二次鴉片戰爭(1856–1860 年)結束後,清廷在 1858 年 6 月簽下天津條約,又在 1860 年簽下北京條約,台灣的淡水與安平被迫向外國商人開放。1861 年,英國首任駐台領事史溫侯(Robert Swinhoe)在安平設館,隔年遷往淡水;打狗(今高雄)在 1864 年開港,基隆隨後跟進。短短幾年之內,洋行、領事館與海關進駐,傳教士也跟著上岸。
開港之前,台灣的對外貿易要先經過廈門、福州這些大陸口岸轉手,島上的人看不見世界,世界也看不見島上的東西。開港之後,船可以直接開進淡水河,貨可以直接裝上遠洋輪船。洋行帶來鴉片與各式洋貨,帶走糖、茶、樟腦與煤。台灣第一次成為世界市場的直接供應者,而不是別人轉口貨單上的一行小字。
值得留意的是時間點:台灣開港的同一個年代,舊的貿易秩序正在退場。英國東印度公司在 1858 年失去對印度的統治權,1874 年正式解散。統治過亞洲貿易 200 多年的公司國家走入歷史,取而代之的是自由貿易的商人、民族國家的領事與海關。台灣不是被一家公司接管,而是被一整套新的遊戲規則接管——規則的名字叫作自由貿易,代價由島上的人付。
第二章白色黃金
樟腦的第一個秘密藏在樹裡。樟樹(Cinnamomum camphora)是東亞特有的常綠大喬木,把木片削下、蒸餾、冷凝,就能得到白色的結晶。中國人用了上千年:入藥、驅蟲、祭祀。傳到歐洲之後,它一直是藥房裡的貴重藥材。
到了 19 世紀,樟腦的用途突然變了。1870 年,美國的海厄特兄弟(John and Isaiah Hyatt)用硝化纖維與樟腦製成賽璐珞——人類第一種人造塑膠,可以做成梳子、鈕扣、眼鏡框,後來更成為電影膠片的原料。1884 年,法國人維耶爾(Paul Vieille)發明無煙火藥,樟腦是其中的關鍵成分,讓步槍的口徑可以縮小、射速可以提高,現代戰爭從此改觀。一塊白色的結晶,同時走進了電影院與戰場。
而全世界的樟腦,幾乎都長在台灣與日本。中國本土的樟樹早在 19 世紀初就砍伐殆盡,只剩台灣與日本還有大片樟林,而台灣的產量遠遠超過日本。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中,台灣出口的樟腦超過世界總量的 70%;1910–1916 年,台灣每年生產世界樟腦的約 56%,多半供軍用。樟腦不是台灣的特產而已,它是台灣第一次握在手裡的世界級戰略物資。
問題是,誰有權利賣它。清廷很早就把樟腦列為專賣:只有官造戰船的工匠能合法進山伐木製腦,樟腦的收入用來維持水師。1863 年,軍工料庫正式改為樟腦製造所,包給漢商承辦,繳一部分利潤給官府。對外國商人來說,這就是壟斷:要買樟腦,只能經過官府的手,價錢與數量都由不得人。
第三章7 聲炮響
英國商人先是抗議。1867 年,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(Rutherford Alcock)正式向總理衙門的恭親王投訴台灣的樟腦專賣;隔年,寶順洋行(Dent & Co.)的承包商埃利斯公司(Elles & Co.)派駐台代表畢麒麟(William Pickering)收購樟腦。他在府城以北的小港買下約 6,000 美元的粗樟腦,道台梁元桂下令扣押,雙方就此僵住。
談判破裂之後,代理領事吉必勳(John Gibson)決定動武。1868 年 11 月 21 日清晨,英國炮艦 HMS Bustard 與 HMS Algerine 開進安平港,炮口對準全城;11 月 25 日下午 4 時,Algerine 號向安平發射 7 發炮彈。英軍隨後佔領安平 2 個月,直到清廷讓步為止。
事後簽下的樟腦章程,清廷放棄樟腦專賣,同意自由貿易,並賠償英商先前的損失。約 20 年後,台灣巡撫劉銘傳試圖恢復專賣,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。對台灣人來說,這場只打了 7 發炮彈的戰爭,代價不只是屈辱:樟腦從官府手裡解放出來,卻也從台灣人手裡流向外國洋行。自由貿易的門打開了,站在門口收錢的人換了一批。
樟腦戰爭還有一層常被忽略的代價。樟樹長在原住民的傳統領域裡,漢人樟腦工人進山伐木,衝突從未停過;產量下滑、暴力事件頻傳,1870 年代台灣輸往香港的樟腦一度枯竭。世界要的白色結晶,是用山林與人命換來的。每一塊樟腦背後,都有一段進山的路,和一段回不來的路。

第四章蘇格蘭人與廈門買辦
陶德(John Dodd)本來是為樟腦來的。這位蘇格蘭商人 1859 年抵達香港,1860 年首訪台灣,1864 年再度登島,此後 30 年沒有離開;隔年起代表寶順洋行駐紮淡水。他先進山找樟腦,很快發現另一樣東西更有前途:北台灣丘陵上的茶。
當時的台灣沒有大規模的種茶業。1865 年,經埃利斯公司介紹,廈門商人李春生成為陶德的買辦——買辦是外國洋行與本地商人之間的中間人,懂語言、懂行情、懂人情。李春生在太平天國之亂後離開家鄉渡海來台,想在這裡重起爐灶;陶德想在這裡種茶。兩個外來者,就這樣搭上了同一條船。
1866 年,陶德從福建安溪引進烏龍茶苗,賒給農民種植,教他們栽培與製茶技術,又從福建請來製茶師傅,在大稻埕設廠精製。3 年之後,1869 年,蘇伊士運河通航的同一年,兩艘大帆船載著 2,131 擔、約 129,000 公斤的烏龍茶從淡水直航紐約,箱子上印著 Formosa Oolong Tea。茶一到紐約就賣光了,1 年之內,每擔茶價從 15 美元漲到 30 美元,翻了一倍。
這批茶的意義不在價錢,而在路線。此前台灣的茶只能先運到廈門精製,再轉口到世界各地,利潤與定價權都在廈門商人手裡。陶德與李春生把精製留在大稻埕、把船直接開去紐約,改寫了這條規矩。1870 年起,5 家大型洋行相繼在淡水與大稻埕設分行,搶進這門新生意。大稻埕從一個淡水河畔的同安人聚落,變成全台灣最有錢的地方。
第五章大稻埕
茶帶來的改變是全面的。茶佔台灣出口總值的比重,從 1868 年的 7%,10 年後升到 50% 以上;按淡水海關的紀錄,1866–1892 年,台灣茶葉的出口量成長了 100 倍。全盛時期,大稻埕一帶有 250 餘家茶行與洋行,沿著重慶北路、延平北路、迪化街與貴德街排開,製茶、揀茶、裝箱、報關,整條街就是一座工廠。
茶也改變了山。茶樹爬滿大稻埕周邊的丘陵——今天的南港、深坑、新店溪畔,處處都是茶園,一路種到原住民領域的邊界才停下。茶園需要工人,工人需要房子,房子需要街道,一個港口聚落就這樣長成一座城。1890 年創立的有記名茶,至今還在迪化街上賣茶;1934 年建成的新芳春茶行,如今是台北市的古蹟。
李春生本人就是這場變化的縮影。他從買辦做起,成為台灣最有錢的茶商之一,1915 年獨資興建大稻埕教會,至今仍在使用。一個廈門來的商人,在一座島上賺了錢,又把錢還給了這座島的街區。茶不只是商品,它是一群人安身立命的方式。
終章味道散去之後
1895 年,台灣割讓給日本,茶與樟腦的命運就此分岔。日本總督府在 1899 年設立南門工場,把樟腦收歸專賣,1919 年更實施全面專賣;樟腦從自由貿易的商品,變回國家壟斷的戰略物資。茶卻留了下來,繼續從淡水河畔走向世界。
樟腦的黃金時代延續到 20 世紀中葉。合成樟腦與石化產品興起之後,天然樟腦的需求一路下滑,專賣事業在 1967 年結束。南門工場如今是國立台灣博物館的南門園區,裡面展示的蒸餾器與樟腦模型,安靜得像一座紀念碑。
回頭看,茶與樟腦的故事說的是同一件事:一座島如何被世界看見,又如何為此付出代價。開港讓台灣的物產第一次有了世界價格,也讓台灣的命運第一次繫於世界市場的漲跌。1874 年,英國東印度公司正式解散,公司國家的時代結束了;但自由貿易的秩序沒有結束,它只是換了形式,繼續運轉至今。
今天的大稻埕,茶行還在,樟腦的氣味卻早已散去。走在迪化街上,聞到的是茶香、藥材香與乾貨的味道;山裡的樟樹還在,只是再也沒有人為它打仗。兩種味道,一個留下來變成了文化,一個散去變成了歷史。這就是一座島第一次走進世界的方式:不是用軍隊,而是用一杯茶與一塊樟腦。
茶與樟腦都曾經是世界要的東西。今天,台灣手裡握著的又是另一種世界要的東西——晶片。當年為樟腦響起的 7 聲炮,與今天為晶片簽下的每一紙合約,說的會不會是同一個故事?



